【新闻提示】18日傍晚6时许，刘女士到郑州高新区莲花街办事时，突然想拉肚子。在该路上一连找了三家公厕，有两处锁门，一处在维修。随后，刘女士又开车到周边的其他路段寻找，共走了10条街，公厕都是大门紧锁，她险些憋晕过去。无奈之下，她只好跑到瑞达路上一家商务写字楼里，解决了内急。（4月19日“大河网”)

　　看了这则新闻，我想很多人不会付之一笑，因为这实在不是一个笑话，因为你我就可能有过这样的经历。公厕少，上公厕难的问题在大中城市早就不是什么新闻，尤其是在一些繁华的商业区，找个厕所堪比蜀道之难，就算左突右奔找到了，弄不好也是铁将军把门，或者早已改为他用。以前公共厕所收费的时候这个问题还好一点，现在很多公共厕所不收费了，产生不了效益，于是很多公厕也就随之消失了。

　　造成这个问题的原因很简单，在目前城市土地价格如火箭般速度增长的形势下，不管是城市规划者还是土地开发者，面对巨大的利益，有谁还会把不产生经济效益或者产生效益很低的公共厕所摆在心里呢？公厕日益稀少也就情有可原了。据有关数据显示，现在深圳平均每万人的公厕拥有量为是0.96，上海是2个左右，广州算多的，但也只有3.66个，全国平均在三个左右，这和德国每500-1000人拥有一座公厕比起来，简直是不能同年而语。于是，在许多城市，特别是节假日等旅游旺季，游动厕所也就应运而生，这说明，城市管理者不是没有看到这一问题，只是想花最少钱的钱解决问题罢了。

　　现在人口流动大，出门办事，休闲旅游，行走在陌生的城市，总有要上厕所的时候，如果加上身体不适，那更是耽误不得。一个成人每天大约上厕所6至8次，只要有一次找不到五谷轮回之所，尴尬就大了。

　　一个社会的进步，经济的发展，常常在城市的建设规模和发展速度上体现，也使得很多地方过于重视城市外在形象，建高楼、修广场这样既有面子又有效益的工程是重中之重，但一些如何体现以人为本的人性工程却被淡漠被忽视。

　　城市的发展最终的目的是为了让人生活的方便和舒适，是为了让人体验到社会文明进步带来的巨大成果，做不到这一点，发展自然也就失去了其目标。所以说，社会进步和文明发展不仅体现在城市发展有多快、创造的财富有多大，也体现在生活在城市里便捷程度，舒适程度。自然，解决人的方便问题也是其中之一。

　在科学的放大镜下，一粒微乎其微的核微粒，都可能会通过呼吸吸入，或皮肤伤口及消化道吸收进入体内，引起内辐射，轻则疲劳、头昏、失眠、呕吐、腹泻等，重则增加癌症、畸变、遗传性病变发生率，影响几代人的健康

　　　无家可归的人们栖息在市役所里，偶尔低声交谈；骤降的小雨在街道上引起一阵杂沓的脚步声，行人纷纷向四面八方散去。口罩、头盔成了日本市民面对核辐射最力所能及的自我保护。——这是被包裹在核辐射阴霾中的日本。

　　历史上，比如今的日本更惨烈的核泄漏事发地，已经付出了时空的代价：前苏联切尔诺贝利，美国三哩岛和内华达州丝兰山脉，英国温德斯格尔，西班牙帕洛玛雷斯，格陵兰图勒，巴西戈亚尼亚，俄罗斯，日本东海村……。这些曾被核泄漏肆虐过的地方，再一次绷紧了人类核安全的神经。

　　惊魂切尔诺贝利

　　乌克兰北部清晨的薄雾中，晨光穿透茂密的森林，穿过白桦树、白杨树和松树浑然一体的丛林，可以看到一栋栋单门独户的楼房，所有的窗户都没有玻璃、墙上密布着郁郁葱葱的爬山虎。一路下去，这个曾经被人类占据的地方，又变成了野生自然的天地。

　　穿过切尔诺贝利的疏散区，在核发电站附近，一个受到核辐射的池塘里，超过两米长的鲇鱼正在黄色的池水中游动，巨大的身躯看上去就像是一架潜水艇。在树林和草丛中若隐若现的红色小三角、黄色辐射标志，让这块渐渐被大自然拆除的城市顿时紧张起来。

　　没有风，突然间，一扇金属门却被吹开了。难以想象，20多年前那个晚上之前，普里皮亚季那些植物茂盛的小路上，走过了多少说说笑笑的乌克兰男女。

　　消防队员维克托一定再也不想回忆当年的场景：“石墨落到哪儿，哪儿烧成火海。”

　　1986年4月26日，一声巨响划破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凌晨的寂静。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反应堆随着巨响开始熔化、燃烧，漆黑的夜空升起一道刺目的火光，厂房立刻燃烧成了一片火海。人们刚被爆炸声音惊醒，放射性物质已经源源泄出。消防队员维克托和他的同事第一时间冲到现场，用水和化学剂灭火，不过，“这些灭火的工具好像失去了作用，瞬间即被高温蒸发，我们的靴子也被融化在沥青之中。”

　　一时间，原本安静的乌克兰笼罩在死亡的阴影中，人们望着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上空腾起的黑烟惶恐万分，一边哭喊，一边向隔离区外围撤退。此后，数万亡灵和癌症患者，以及持续10万年的核放射，为这次史上最大的核灾难买单。

　　从此，普里皮亚季的生活在惊悚中终结。

　　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之后，核辐射通过风力、雨水等传播途径，污染了乌克兰、白俄罗斯、俄罗斯等一些堪称世界上最富饶的土壤。

勾起美国核梦魇

　　无人呵斥，却吓退了美国“里根”号航母，暂缓对日本救援行动。无疑，日本核泄漏危机唤醒了美国曾经的梦魇。

　　在1979年之前，几乎很少有人听说过“三哩岛”这个名字，但一场危机让美国宾夕法尼亚州东北部这座核电站一下子闻名世界。在持续一周的危机中，世界的目光被定格在哈里斯堡，有人发誓说他看到辐射物像水珠一样从反应堆建筑物的一侧渗出、滴落。

　　故事要从1979年3月28日说起。那天凌晨4时许，三哩岛核电站第2组反应堆的操作室里突然一片慌乱。原来，反应堆二次回路冷凝水泵出现故障，两天前维修时的一个出水阀门没有打开，反应堆的冷却水不断流出，但一时间没人察觉，而系统自动添加高压注入冷却水不久，却被控制人员错误地关闭阀门，给挡了回去。

　　这一系列失误造成的结果就是反应堆堆芯冷却水逐渐丧失，部分燃料棒锆包壳和铀燃料熔化，大量放射性物质，特别是氙、氪之类的气体与碘一道从反应堆释放出来，并有少量放射性物质随部分冷却水的泄漏而释放。

　　然而，美国对于这次事件反应是相当迅速的，这场美国史上前所未有的核危机逐渐拉开帷幕之际，白宫已发出指令，要求无关人员撤离核电站。两天后，核电站方圆5英里内的孕妇和儿童撤离，10英里内的学校全部关闭。很多人举家出逃到了12英里外。

　　三哩岛核电站似乎成了反核运动的“集结号”。正是从1979年起，美国方兴未艾的核能产业一下子变得“功能失调”起来，尽管后来不断有人宣传“核能复苏”，但30年来，美国都没建起一座核电站。

　　美国民众之所以对核能如此排斥，这是对核恐慌的累积，而后爆发。

　　在美国核能发展史上，还曾出现过一次梦魇，时时撕咬着美国民众敏感的神经末梢：美国转入地下核试验的20多年所进行的475次地下核爆炸，其中有62次发生了程度不同的事故。

　　如今美国年纪稍长的人应该都记得“贝恩巴里”，这是核弹的代号。这颗1万吨级当量核弹在爆炸实验中，由于封闭表面轴的插栓失灵，导致300万居里的放射性物质喷射到8000英尺高的大气层，放射性尘埃一直飘到北达科他州，现场6名工作人员被核辐射。

被扑灭的核爆炸

　　温德斯格尔工厂位于英国坎布里亚郡，英格兰西北部险峻的山峰和多个湖泊之间，被认为是英国最美丽的地方。这里芳草鲜美，饲养着众多奶牛，为英国人供应每日早餐所需要的牛奶。

　　坎布里亚郡甚至一度让人不敢呼吸从这里吹过的微风。时间的推移，慢慢抹除了人们对这里的恐慌。如今的坎布里亚郡重新敞开怀抱，接纳着游客对它美景的赞誉，逐渐使人们忘却了温德斯格尔工厂曾经燃起过熊熊大火。

　　1957年10月10日，对于温德斯格尔工厂值班的工人来说是一场不太好的记忆。核反应堆突然起火，所有人瞬间陷入慌乱之中，一时间局势无法控制，最终整个工作系统完全崩溃。所幸的是，反应堆没有爆炸，冷水让事故得到了控制。

　　无独有偶。1966年，西班牙沿海的比利亚里科斯村和帕洛玛雷斯村的上空出现了这样一幕景象：村民爱德华多的房子附近爆发出一声巨响，一个降落伞撞到了番茄梯田的石头护墙上。谁曾想到，降落伞下除了飞行员，还有4枚威力巨大的氢弹。

　　事故来源于美国战略空军的一架B—52轰炸机和一架KC—135空中加油机，进行加油训练时，在31000英尺的高空相撞爆炸解体。美国战略空军的长官爱森哈特得到“西班牙东南断箭”的报告后，指示无论如何也要收回B—52轰炸机上的4颗氢弹。

　　在一条干涸的河床附近，搜寻人员陆续发现了3颗氢弹；第4颗氢弹，在海底搜索3个月后被打捞上船。后得知，美国战略空军，因为飞行事故而从空中坠落的核弹有数十枚之多，均没有发生核爆炸。

核辐射是人类切肤之痛

　　英国温德斯格尔核火灾和西班牙帕洛玛雷斯氢弹事件，应该算历史上核事故中的“幸运儿”，其对人类的威胁最终被扼制在襁褓之中。如此幸运但又无可避免的核事故，在格陵兰图勒、巴西戈亚尼亚、俄罗斯、日本东海村亦有发生。

　　诸如此类由于核弹泄露、放射物泄露等事故，多多少少都对人类产生了一些影响。在科学的放大镜下，一粒微乎其微的核微粒，都可能会通过呼吸吸入，或皮肤伤口及消化道吸收进入体内，引起内辐射，轻则疲劳、头昏、失眠、呕吐、腹泻等，重则增加癌症、畸变、遗传性病变发生率，影响几代人的健康。

　　如今的“死城”切尔诺贝利，在20多年的时间洗礼之后，仍然让人余悸犹存。那些从世上最严重的核事故中生还的人们，依然过着为恐惧所苦的生活。

　　在切尔诺贝利附近，被核辐射过的植物默然疯长；松树长出了褐色的怪枝，显示了树木生态因核辐射而出现巨变；普利佩雅特的中心，树上落下的红苹果给这里铺上了一条深红的地毯。核辐射，如同被下了咒语的苹果，人类咬上一口，放佛就背上了千秋万代的诅咒，无法改变，亦无法摆脱。

 “这次，国家下了大决心要改革土地储备制度。”很多业内人士这样评价。2010年9月3日，国土资源部党组发出了《关于国土资源系统开展“两整治一改革”专项行动的通知》，拉开了“两整治一改革”行动的序幕

　　“憋的嘛！和水一样，堵堵堵，堵到最后，一放口子，就越放越大。”9月11日，深圳观澜湖的一家售楼处，黄先生终于忍不住了，房价始终没能继续往下跌，“再等估计也没多大变化，所以就买了。”

　　金九银十，“回暖疑云”已然笼罩了九月的中国楼市上空，引发众多购房者心头的阵阵骚动。而上溯到一级土地开发市场，整治改革的序幕已经拉开。

　　调控难扼楼市回暖

　　在经过了半年的调控后，楼市看起来似乎真的回暖了。

　　在哈尔滨，1800套商品房半年已经卖出80%，且价格每平米上涨了五百多元；深圳的楼盘展销会上，虽然下着小雨，但来看盘的人仍然不少；在上海，还一度出现了开盘当天就售罄的盛况。

　　有业内人士告诉影响力周刊记者，与以往相比，大多地方的商品房成交，多以小户型为主，并且是购房者挑选几个月后才成交，平日穿梭其间的投资客似乎隐迹藏形。

　　“国家越调控，一些城市的房价越上扬，这与土地供给结构失衡不无关系。”国土资源部土地整理中心一位专家称。

　　该专家认为，由于土地储备机构在收购、储备土地的过程中，往往要花费巨大的成本，所以地方政府在出让时就难免“人为制造土地卖方市场”。所以，“要想真正调整住房供应结构、控制住房价格过快上涨，就必须把土地储备的问题解决。”

　　“万丈高楼平地起”，要实现房地产市场的规范与稳健，仅仅注目于楼市挤泡沫还远远不够。2010年3月底，新华社“六连评”轰动一时，文章从房产市场上溯到地产市场，多次痛批当前房地产市场的症结—土地财政以及由此滋生的国土腐败，矛头直指地方政府。

　　今年两会闭幕后的第一天，北京土地市场涌现出的三个新科“地王”，在全国掀起了巨大波澜，舆论纷纷把央企指为抬升地价乃至推高房价的罪魁祸首。3月18日，国资委发出“禁令”，要求78家不以房地产为主业的国企退出房地产市场。然而，央企退市的问题似乎并没有得到解决，市场还有隐忧。“如果银根不调、‘土地财政’不变，即使央企退出，土地市场的虚火仍将旺盛。”四川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吴丰一针见血地指出。

　　“土地部门拥有‘点土成金’的‘法术’！”东北师范大学廉政研究中心教授柏维春说，这种法术之所以能够奏效，是因为背后有权力的支撑。他表示，现实情况是，土地供给权由政府垄断，政府权力由国土、规划部门垄断，部门权力又由主要官员垄断，这种垄断的权力既不透明，也不受监督。“在这种情况下，不仅是‘土’，任何公共资源都可化‘金’。”

　　“土地财政”积弊重重

　　“政府不得变身开发商插手土地拆迁，土地储备机构将不再直接从事土地一级开发工作。”国土资源部近日发文明确，2011年3月底前，土地储备机构必须与其下属和挂靠的从事土地开发相关业务的机构彻底脱钩，各地国土资源部门及所属企事业单位都不得直接从事土地一级市场开发。

　　国土资源部门行使着土地、矿产等自然资源的行政审核、审批、处置、确权、登记、发证和相关违法违纪案件查处等权力。土地储备机构则是隶属于国土资源管理部门的事业单位，统一承担相应行政辖区内的土地储备工作。

　　我国第一家土地储备机构—上海市土地发展中心成立于1996年8月，随后，杭州、厦门、南京、青岛、广州、郑州等大中城市也相继成立了土地储备机构，土地储备制度在各地纷纷得以建立和发展。尽管这些土地储备机构运作模式不一，但其作为地方政府土地财政的“蓄水池”的主要功能却大致相当。由于一直缺乏统一的政策规范指导，“现在土地储备已成为众矢之的。”某省国土厅土地利用处一位处长直言不讳地表示。

　　近年来，随着土地资源的增值，国土资源部门的违法违纪案件呈高发态势，特别是在土地审批、交易、开发等过程中，违法违纪现象屡见不鲜。

　　“国土系统腐败案有一个显著特点就是窝案串案增多。”柏维春说。国土系统腐败案涉案人员多是政府部门官员，关系多为上下级、同事或朋友，彼此结成利益同盟，利益关系错综复杂，容易形成串案窝案。

　　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和以地方政府为所有权代表主体的土地出让制度，这是众所周知的国内房地产市场健康稳定发展的两个主要症结，而这两个主要症结的主体都指向了地方政府。

　　“国土资源系统已成为腐败易发、高发领域。”国土资源部部长徐绍史在今年3月31日召开的全国国土资源系统党风廉政建设工作会议上发出了这样的感慨。

　　浙江省检察院反贪局副局长倪集华分析说：“国土系统掌握着涉土涉房项目的不少审批权，一定程度上掌握着一些房地产商、企业主的‘经济命脉’，所以，国土官员成为老板们拉拢腐蚀的对象。”

　　“对国土系统的腐败现象，要改变以往按部就班、零敲碎打的做法，要大喝一声、猛拍一掌，坚决遏制腐败的滋生蔓延。”国土资源部部长徐绍史认为，要遏制腐败的滋生蔓延，国土系统就迫切需要改变管理方式。

　　“专项行动”促市场化

　　“这次，国家下了大决心要改革土地储备制度。”很多业内人士这样评价。

　　2010年9月3日，国土资源部党组发出了《关于国土资源系统开展“两整治一改革”专项行动的通知》，拉开了“两整治一改革”行动的序幕。在全系统深入开展土地和矿业权交易市场整治，规范土地和矿业权交易行为；深入开展整纪纠风，促进干部队伍廉洁从政；深化国土资源管理制度改革，健全完善国土资源系统反腐倡廉长效机制。随后，全国各地相继启动了“两整治一改革”专项行动。

　　其实，土地储备机构从事土地一级开发是有着制度支持的。按国土部、财政部和央行于2007年联合印发的《土地储备管理办法》，土地储备机构有权对储备土地进行前期开发、保护、管理、临时利用及为储备土地、实施前期开发进行融资等活动。并且，不少地方的土地一级开发工作在事实上也是由土地储备部门完成的。此外，“政府行为，公司运作”的现象也很普遍，即土地储备部门成立“城市建设开发投资公司”，以公司的形式进行融资和一级开发。

　　专项行动中最引人注目的规定是，政府不得变身开发商插手土地拆迁，土地储备机构将不再直接从事土地一级开发工作。中国土地勘测规划院副总工程师邹晓云告诉媒体，土地储备机构退出一级开发，有利于一级开发市场的公开透明运作。按照往常，如果土地储备机构同时进行土地开发和土地收储，则很容易留下“左手倒右手”的腐败空间。如果土地储备部门退出一级开发，则意味着他们将只能进行土地收储工作，一级开发将完全由企业按照市场规律进行操作，相当于“切断了一只手”。

　　然而，也有网民认为许多开发商往往只关注自己的商业利益，而不顾及“公共利益”，包括人们的生命财产。因此担忧政府完全退出土地开发一级市场，并且希望政府部门在制止“暴力拆迁”等方面应当有所作为。

　　不过，在国土部的通知中，强调的是“不得直接从事”土地一级市场开发，而非完全退出。很多业内人士也认为，政府机构并不会完全退出一级开发市场，而是采取北京国土局的操作方式，进行“主导开发”。华业地产副总经理陈云峰表示，政府开发与政府组织开发是不同的概念，一级开发最困难的环节在于拆迁，在这个过程中，政府的效率显然高过企业。

　　“国土部此举的主要目的在于减少行政操作，促进市场化运作”。有业内人士表示，国土部的这一规定并非要压缩地方利润，而是要在拥有相关法规支持的情况下，促进土地一级开发的市场化。但是，一级开发中的拆迁部分到底由谁来操作至关重要，还有待国土部公布细则。■

　要消除我国民众的疑虑并将权力关进笼子，不仅需要法律对征用的条件、补偿标准等作出更明确的规定，更应让权力制约权力，实现司法对征用的审查

    “征用个人财产合法不？会不会变成侵占私产？”“征用我一辆车，弄坏了该给多少钱？”……《四川省突发事件应对办法(送审稿草案)》公开征求意见、拟规定应对突发事件可征用个人财产的消息见报后，这一地方规章草案条款立刻引发全国性关注。10月13日下午，四川省政府法制办政法文教法制处通过省政府法制信息网，专门就这一条款进行立法释义，以回应争论和质疑。

　　此举释放了许多善意，比如提到“这个月底将召开听证会，之后还会请相关专家进一步开展论证”，“《草案》还将根据社会各界的意见，进一步细化对政府‘乱作为’行为的追责”等，但这些仍不足以让公众完全消除疑虑。“强制”与“征用”结合在一起，在民众心中呈现出某种可怕的景象，他们担心公权力会冲出笼子来吞噬公民权利。

　　迄今为止，有关征用中公权滥用的几个主要疑虑并没有消除：其一，何为突发事件。虽然《草案》中提到主要包括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和社会安全事件四大类，但这仍很笼统，特别是在“社会安全事件”中大有文章可做，上访等完全可能被纳入其中；其二，由什么部门在何时来主导征用。《草案》只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为应对突发事件，必要时可依法征用单位和个人的财产”，那到底哪些政府部门可以实施？“突发事件”下的紧急征用在什么情况下才能实施？这里面其实还有许多运作空间；其三，如何“合理补偿”。《草案》规定“财产被征用或者征用后毁损、灭失、不能继续使用、无法归还的，应当给予合理补偿”。但“合理补偿”的标准是什么，到底由谁来认定？

　　与《草案》中诸多语焉不详的规定相比，更重要的可能还在于，谁来判断和监督这些规定的实施。法律无论如何详细和完善，总还存在许多需要解释的地方，这些解释权都给了政府一方，但谁能保证官员在解释中不掺杂私利？即便政府官员的解释都出自公心，谁又能消除民众对于权力滥用的疑虑？

　　在征用中最重要的是引入司法审查，让司法机关作为中立的第三者保障公民权利和防范公权力滥用。这在《草案》中似乎有意无意地被忽略。一个完整的司法审查，应包括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事先的司法审查，就是在出现突发事件且需要大规模征用公民财产时，政府机关应向法院提出申请，写明理由和征用的物品、时间和相应的补偿标准，由法院颁发令状同意。除紧急情况外，征用都应得到法院的令状同意，即便是紧急情况下的征用，事后也应呈报法院审查。

　　第二阶段是事后的司法审查，当政府机关征用公民财产时，公民认为征用不符合法律的条件或征用主体不合法的，可向法院提起申请，制止政府机关的征用；当征用造成公民物品损失的，公民对于补偿标准有异议的，也可向法院提起诉讼，法院有权审查政府的补偿是否合理，并作出相应裁决。

　　从各国法律来看，政府都有权在突发事件中征用私人财产以保障公共利益，但法治国家的“征用”都是权力关进笼子后的征用。要消除我国民众的疑虑并将权力关进笼子，不仅需要法律对于征用的条件、补偿标准等作出更明确的规定，更应让权力制约权力，实现司法对征用的审查。■

实际施工人张成杰的近亿元工程款，在被“踢出”项目三年多后，才艰难地得到还不能足以让他服判的一审判决；问题的最终解决，还寄希望于纪检调查和刑事侦办（本报第21期报道）。

　　法谚“迟到的公正就不算是公正”，除了当事人的钻心切肤之痛，也不能不引起旁观者的深思：除了贪婪之外，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额外加大了当事人的维权成本？避免这种恶性纠纷的出路又在哪里？

　　由于有被曝光的“把柄”捏在建筑企业手里，因此施工人索要工程款就既缺乏舆论的支持，当时又没有独立的诉讼地位，于是他就成了任人宰割的羔羊！而做局者，可不管这种“局”对于社会稳定与公正的危害有多大。但是，作为负有监管职责的行政执法机关，也可以置之不理？

　　自从建筑行业相关法规出台，在法律上不承认“包工头”与建筑企业之间的合同效力以来，这个原本规范建筑企业用工行为的条款，却被建筑企业用作侵害施工人权利的利剑，而使得实际施工人更加弱势，企业侵权有恃无恐且愈演愈烈，直接引发前几年农民工被大面积欠薪的社会问题。

　　在清理农民工欠薪问题过程中人们发现，由农民工自己认可的“包工头”这一经济现象是无法忽略的国情，建筑行业内的大型国企也乐于享受这一现象的红利却可以轻易减轻自己应该承担的义务。这成了解决恶意欠薪问题的一个死结。于是最高法院出台《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确立了实际施工人的诉讼地位。

　　我们知道，司法审判只具备事后救助的效应，而事前预防和事中监管只能由行政执法机关担当。

　　监管的根本，则是将建筑企业的责任，在法律上切实落到实处，让其无歧义、无遁词、无暧昧。

　　例如此案中，张成杰被“踢”出工地的原因，在于施工中存在安全隐患而被媒体点名，应该对这一“丑闻”承担法律责任的，只能是建筑企业而不应该是实际施工人，因为在这里，建筑企业与实际施工人之间的关系，是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而不是平等主体之间的关系，管理者行使管理权力并承担管理不力的一切后果。

　　如果监管者将建筑企业和施工人各打五十大板，就直接纵容了负有管理义务的建筑企业，使之轻松钻了空子。

　　综观业界，不少监管者一方面高喊依法监管，一方面对于建筑企业违法转包睁只眼闭只眼；对于建筑企业应该负有的绝对责任，更不乏懵懂暧昧。只要这一状况不得到根本改观，拖欠工程款而导致的恶性欠薪进而危及社会稳定，就难以有根本改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