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云：茶能怡情，茶可清心。

　　友人说，河南邓州有家德艺龙茶缘道，是个品茶好去处。受好奇心驱使，第一次和友人到德艺龙品茶，便体会到了。

　　窗外，不知何时已飘着细雨，淅淅沥沥；茶室里，美妙的《高山流水》韵律声中，少女泡茶勾勒出一幅醉人的画卷。小杯在手，倚立窗前，隔了雪白的窗纱，静静地赏雨。茶雾袅袅，茶香淡淡，静听雨打梧桐，细品茶的清苦，思绪不由蔓延开来。雨的温柔、茶的清香，伊人情怀，丝丝沁入心扉。悠悠地品茗，静静地听雨，恍若穿越了时空，内心纯净如一潭春水。

　　不觉中，夜色阑珊。窗外的路灯泛着橘色，婆娑而又婀娜，神秘的光芒穿透思绪，踏着细雨的节奏，星星点点，星星点点地抖落了满地的相思。茶室里，浅浅地酌，慢慢地品，那节奏，弥散着夜的神秘。

　　友人不知何时来了兴致，笑言这无尽的夜，仿佛一位讲禅的高深哲人，神秘，无涯。窗外的潇潇雨声，天籁般在心灵深处潺潺流动。有风吹过，净化的清凉带着淡淡的茶香潮水般漫过来—茶不醉人自醉，因了这雨这茶这眼前的伊人……

　　雨的婆娑，声声；茶的香气，袅袅。此时此刻，终于领悟了“德艺龙茶缘道”的意境—缘由茶而生，道由缘而引。

　　我和友人真的醉了。■

【新闻提示】18日傍晚6时许，刘女士到郑州高新区莲花街办事时，突然想拉肚子。在该路上一连找了三家公厕，有两处锁门，一处在维修。随后，刘女士又开车到周边的其他路段寻找，共走了10条街，公厕都是大门紧锁，她险些憋晕过去。无奈之下，她只好跑到瑞达路上一家商务写字楼里，解决了内急。（4月19日“大河网”)

　　看了这则新闻，我想很多人不会付之一笑，因为这实在不是一个笑话，因为你我就可能有过这样的经历。公厕少，上公厕难的问题在大中城市早就不是什么新闻，尤其是在一些繁华的商业区，找个厕所堪比蜀道之难，就算左突右奔找到了，弄不好也是铁将军把门，或者早已改为他用。以前公共厕所收费的时候这个问题还好一点，现在很多公共厕所不收费了，产生不了效益，于是很多公厕也就随之消失了。

　　造成这个问题的原因很简单，在目前城市土地价格如火箭般速度增长的形势下，不管是城市规划者还是土地开发者，面对巨大的利益，有谁还会把不产生经济效益或者产生效益很低的公共厕所摆在心里呢？公厕日益稀少也就情有可原了。据有关数据显示，现在深圳平均每万人的公厕拥有量为是0.96，上海是2个左右，广州算多的，但也只有3.66个，全国平均在三个左右，这和德国每500-1000人拥有一座公厕比起来，简直是不能同年而语。于是，在许多城市，特别是节假日等旅游旺季，游动厕所也就应运而生，这说明，城市管理者不是没有看到这一问题，只是想花最少钱的钱解决问题罢了。

　　现在人口流动大，出门办事，休闲旅游，行走在陌生的城市，总有要上厕所的时候，如果加上身体不适，那更是耽误不得。一个成人每天大约上厕所6至8次，只要有一次找不到五谷轮回之所，尴尬就大了。

　　一个社会的进步，经济的发展，常常在城市的建设规模和发展速度上体现，也使得很多地方过于重视城市外在形象，建高楼、修广场这样既有面子又有效益的工程是重中之重，但一些如何体现以人为本的人性工程却被淡漠被忽视。

　　城市的发展最终的目的是为了让人生活的方便和舒适，是为了让人体验到社会文明进步带来的巨大成果，做不到这一点，发展自然也就失去了其目标。所以说，社会进步和文明发展不仅体现在城市发展有多快、创造的财富有多大，也体现在生活在城市里便捷程度，舒适程度。自然，解决人的方便问题也是其中之一。

特价房

　　我并非受了这楼盘广告的狂轰滥炸，我的确看好这临嘉陵江的金沙水岸小区，5888元每平方米的性价比实在太诱人。开盘那天，我2点钟就去排队。排到10点准备缴款时，售楼小姐告知说：每平方米8888元。我愤怒地问：不是5888元？我排了一夜，你们这是欺诈！售楼小姐说：老师息怒，5888元的特价房只有两套，早卖了……

　　幸运的小鞋

　　鲁萍在一家金融机构就职。因人模样俊俏,其顶头上司一直对她性骚扰,鲁萍不从。顶头上司便处处给她小鞋穿,一次单位组织员工去九寨沟旅游,报给旅游团的名单上有鲁萍,顶头上司却借故把她取消了。岂料,旅游团大巴在去九寨沟途中翻到了深沟里,一车人都死了,包括那位顶头上司！

　　扇子

　　重庆暑天超40度,有天突然停电,我汗如雨下。突然响起敲门声,开门一瞄,是位小姑娘。隔壁住了一户刚搬来的农民工,独自带着这姑娘。姑娘说：大叔,有扇子吗？我心想：他家穷得连都扇子没有,便道：没有！姑娘说：就知道你没有！说完，竟从身后拿出一把扇子。看着扇子,我泪如雨下……■

　在科学的放大镜下，一粒微乎其微的核微粒，都可能会通过呼吸吸入，或皮肤伤口及消化道吸收进入体内，引起内辐射，轻则疲劳、头昏、失眠、呕吐、腹泻等，重则增加癌症、畸变、遗传性病变发生率，影响几代人的健康

　　　无家可归的人们栖息在市役所里，偶尔低声交谈；骤降的小雨在街道上引起一阵杂沓的脚步声，行人纷纷向四面八方散去。口罩、头盔成了日本市民面对核辐射最力所能及的自我保护。——这是被包裹在核辐射阴霾中的日本。

　　历史上，比如今的日本更惨烈的核泄漏事发地，已经付出了时空的代价：前苏联切尔诺贝利，美国三哩岛和内华达州丝兰山脉，英国温德斯格尔，西班牙帕洛玛雷斯，格陵兰图勒，巴西戈亚尼亚，俄罗斯，日本东海村……。这些曾被核泄漏肆虐过的地方，再一次绷紧了人类核安全的神经。

　　惊魂切尔诺贝利

　　乌克兰北部清晨的薄雾中，晨光穿透茂密的森林，穿过白桦树、白杨树和松树浑然一体的丛林，可以看到一栋栋单门独户的楼房，所有的窗户都没有玻璃、墙上密布着郁郁葱葱的爬山虎。一路下去，这个曾经被人类占据的地方，又变成了野生自然的天地。

　　穿过切尔诺贝利的疏散区，在核发电站附近，一个受到核辐射的池塘里，超过两米长的鲇鱼正在黄色的池水中游动，巨大的身躯看上去就像是一架潜水艇。在树林和草丛中若隐若现的红色小三角、黄色辐射标志，让这块渐渐被大自然拆除的城市顿时紧张起来。

　　没有风，突然间，一扇金属门却被吹开了。难以想象，20多年前那个晚上之前，普里皮亚季那些植物茂盛的小路上，走过了多少说说笑笑的乌克兰男女。

　　消防队员维克托一定再也不想回忆当年的场景：“石墨落到哪儿，哪儿烧成火海。”

　　1986年4月26日，一声巨响划破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凌晨的寂静。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反应堆随着巨响开始熔化、燃烧，漆黑的夜空升起一道刺目的火光，厂房立刻燃烧成了一片火海。人们刚被爆炸声音惊醒，放射性物质已经源源泄出。消防队员维克托和他的同事第一时间冲到现场，用水和化学剂灭火，不过，“这些灭火的工具好像失去了作用，瞬间即被高温蒸发，我们的靴子也被融化在沥青之中。”

　　一时间，原本安静的乌克兰笼罩在死亡的阴影中，人们望着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上空腾起的黑烟惶恐万分，一边哭喊，一边向隔离区外围撤退。此后，数万亡灵和癌症患者，以及持续10万年的核放射，为这次史上最大的核灾难买单。

　　从此，普里皮亚季的生活在惊悚中终结。

　　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之后，核辐射通过风力、雨水等传播途径，污染了乌克兰、白俄罗斯、俄罗斯等一些堪称世界上最富饶的土壤。

勾起美国核梦魇

　　无人呵斥，却吓退了美国“里根”号航母，暂缓对日本救援行动。无疑，日本核泄漏危机唤醒了美国曾经的梦魇。

　　在1979年之前，几乎很少有人听说过“三哩岛”这个名字，但一场危机让美国宾夕法尼亚州东北部这座核电站一下子闻名世界。在持续一周的危机中，世界的目光被定格在哈里斯堡，有人发誓说他看到辐射物像水珠一样从反应堆建筑物的一侧渗出、滴落。

　　故事要从1979年3月28日说起。那天凌晨4时许，三哩岛核电站第2组反应堆的操作室里突然一片慌乱。原来，反应堆二次回路冷凝水泵出现故障，两天前维修时的一个出水阀门没有打开，反应堆的冷却水不断流出，但一时间没人察觉，而系统自动添加高压注入冷却水不久，却被控制人员错误地关闭阀门，给挡了回去。

　　这一系列失误造成的结果就是反应堆堆芯冷却水逐渐丧失，部分燃料棒锆包壳和铀燃料熔化，大量放射性物质，特别是氙、氪之类的气体与碘一道从反应堆释放出来，并有少量放射性物质随部分冷却水的泄漏而释放。

　　然而，美国对于这次事件反应是相当迅速的，这场美国史上前所未有的核危机逐渐拉开帷幕之际，白宫已发出指令，要求无关人员撤离核电站。两天后，核电站方圆5英里内的孕妇和儿童撤离，10英里内的学校全部关闭。很多人举家出逃到了12英里外。

　　三哩岛核电站似乎成了反核运动的“集结号”。正是从1979年起，美国方兴未艾的核能产业一下子变得“功能失调”起来，尽管后来不断有人宣传“核能复苏”，但30年来，美国都没建起一座核电站。

　　美国民众之所以对核能如此排斥，这是对核恐慌的累积，而后爆发。

　　在美国核能发展史上，还曾出现过一次梦魇，时时撕咬着美国民众敏感的神经末梢：美国转入地下核试验的20多年所进行的475次地下核爆炸，其中有62次发生了程度不同的事故。

　　如今美国年纪稍长的人应该都记得“贝恩巴里”，这是核弹的代号。这颗1万吨级当量核弹在爆炸实验中，由于封闭表面轴的插栓失灵，导致300万居里的放射性物质喷射到8000英尺高的大气层，放射性尘埃一直飘到北达科他州，现场6名工作人员被核辐射。

被扑灭的核爆炸

　　温德斯格尔工厂位于英国坎布里亚郡，英格兰西北部险峻的山峰和多个湖泊之间，被认为是英国最美丽的地方。这里芳草鲜美，饲养着众多奶牛，为英国人供应每日早餐所需要的牛奶。

　　坎布里亚郡甚至一度让人不敢呼吸从这里吹过的微风。时间的推移，慢慢抹除了人们对这里的恐慌。如今的坎布里亚郡重新敞开怀抱，接纳着游客对它美景的赞誉，逐渐使人们忘却了温德斯格尔工厂曾经燃起过熊熊大火。

　　1957年10月10日，对于温德斯格尔工厂值班的工人来说是一场不太好的记忆。核反应堆突然起火，所有人瞬间陷入慌乱之中，一时间局势无法控制，最终整个工作系统完全崩溃。所幸的是，反应堆没有爆炸，冷水让事故得到了控制。

　　无独有偶。1966年，西班牙沿海的比利亚里科斯村和帕洛玛雷斯村的上空出现了这样一幕景象：村民爱德华多的房子附近爆发出一声巨响，一个降落伞撞到了番茄梯田的石头护墙上。谁曾想到，降落伞下除了飞行员，还有4枚威力巨大的氢弹。

　　事故来源于美国战略空军的一架B—52轰炸机和一架KC—135空中加油机，进行加油训练时，在31000英尺的高空相撞爆炸解体。美国战略空军的长官爱森哈特得到“西班牙东南断箭”的报告后，指示无论如何也要收回B—52轰炸机上的4颗氢弹。

　　在一条干涸的河床附近，搜寻人员陆续发现了3颗氢弹；第4颗氢弹，在海底搜索3个月后被打捞上船。后得知，美国战略空军，因为飞行事故而从空中坠落的核弹有数十枚之多，均没有发生核爆炸。

核辐射是人类切肤之痛

　　英国温德斯格尔核火灾和西班牙帕洛玛雷斯氢弹事件，应该算历史上核事故中的“幸运儿”，其对人类的威胁最终被扼制在襁褓之中。如此幸运但又无可避免的核事故，在格陵兰图勒、巴西戈亚尼亚、俄罗斯、日本东海村亦有发生。

　　诸如此类由于核弹泄露、放射物泄露等事故，多多少少都对人类产生了一些影响。在科学的放大镜下，一粒微乎其微的核微粒，都可能会通过呼吸吸入，或皮肤伤口及消化道吸收进入体内，引起内辐射，轻则疲劳、头昏、失眠、呕吐、腹泻等，重则增加癌症、畸变、遗传性病变发生率，影响几代人的健康。

　　如今的“死城”切尔诺贝利，在20多年的时间洗礼之后，仍然让人余悸犹存。那些从世上最严重的核事故中生还的人们，依然过着为恐惧所苦的生活。

　　在切尔诺贝利附近，被核辐射过的植物默然疯长；松树长出了褐色的怪枝，显示了树木生态因核辐射而出现巨变；普利佩雅特的中心，树上落下的红苹果给这里铺上了一条深红的地毯。核辐射，如同被下了咒语的苹果，人类咬上一口，放佛就背上了千秋万代的诅咒，无法改变，亦无法摆脱。

所谓的检疫不过是走过场。只要花点钱，不论是喂了“瘦肉精”的猪还是病猪，都能够获得号称“通行证”的三大证明和耳标，就等于取得了外运的资格

　　一家媒体播出了《“健美猪”真相》，揪出了饲喂过“瘦肉精”生猪的事发现场—河南孟州周边等地养猪场。瘦肉精生猪一路畅通无阻进入屠宰场，走上市民餐桌；流入济源双汇食品有限公司（“济源双汇”）做成熟食制品。事发之后，固然直接导致双汇公司的股价随后一路走低、跌停收盘，甚至隔日停牌。而事件的进展及双汇公司的反应一直受到社会舆论的密切关注。

　　这一切都依赖于媒体的曝光，而在2011年3月15日这一消费者日予以特别报道，不失反讽。

　　说实话，民众早已见怪不怪。被猪贩子和养殖户像毒品一样藏匿的瘦肉精究竟来自哪里？为什么圈养、贩运、屠宰等多个监管环节一路绿灯、形同虚设？检测监管部门能否堵住瘦肉精的漏洞？众多报道已经呈现了事件的全貌，矛头指向也极其明朗，只是虚应推诿往往会迷失焦点。

　　瘦中有诈“健美猪”

　　南京市建邺区迎宾菜市场有一种瘦肉型猪肉十分畅销。猪皮下面几乎没有肥肉。记者觉得奇怪，于是从“产品检疫合格证明”入手，找到了这种瘦肉型猪肉的来源—南京市建邺区沙洲村的兴旺屠宰场。

　　屠宰户介绍，瘦肉型猪体形较好，拱背收腹，屁股浑圆，肌肉结实，行内戏称为“健美猪”。杀猪工透露，这种猪之所以瘦肉多，是因为圈养时吃了一种特殊的“饲料”。记者追踪之后发现，瘦肉型猪的源头指向了河南孟州。

　　河南省孟州市是有名的生猪产区，生猪出栏后，一般都有人上门收购。如果想喂成“健美猪”，就得往饲料里添加一种特殊的白粉末，而神秘的添加物被当地人称为“药”。添加过饲料喂出来的猪不但体形好，价格也高。孟州市邻近的沁阳市和温县等地的养猪场也都往猪饲料里“加药”。“药”都是在加工饲料时偷偷添加的。原来，当地养猪户往饲料中添加的所谓的“药”，就是国家明令禁止的“瘦肉精”。

　　瘦肉精是动物用药，包括盐酸克仑特罗、莱克多巴胺、沙丁胺醇和硫酸特布他林等多种，是肾上腺类神经兴奋剂。“瘦肉精”添加到饲料中的确可以增加瘦肉量，但国内外的研究表明，食用含有“瘦肉精”的肉会对人体产生危害，出现恶心、头晕、四肢无力、手颤等中毒症状，特别是对心脏病、高血压患者危害更大。长期食用可能导致染色体畸变，诱发恶性肿瘤。至于究竟摄入量多大会导致恶性肿瘤，国内外尚无定论，但是近几年“瘦肉精”致人中毒甚至死亡的案例时有发生。

　　养猪户透露，加“瘦肉精”喂出来的猪，不但卖相好、容易出手，而且比不加“瘦肉精”的猪，每头还能多卖几十元钱。

瘦肉精源头路线图

　　“瘦肉精”事件被媒体揭开盖子后，为了摸清“瘦肉精”的生产、销售源头，河南省公安厅雷厉风行，迅速“追上线、查网络、端窝点、打源头”。之后，顺藤摸瓜，最后确定湖北襄阳籍刘某为制造“瘦肉精”的最大嫌疑人。

　　曾在江苏常州一家药厂担任技术人员的刘某与同厂做药品销售的奚某合谋，要研制盐酸克伦特罗用于养殖，辟出一条生财之道。2007年4月底，奚某提供资金，刘某回老家襄阳与一家民营化工企业合作开发化工产品，秘密研制盐酸克伦特罗。

　　2007年底，刘某陆续把生产出的盐酸克伦特罗交给奚某，奚某很快就打开了销路，找到了下线销售员河南郑州的陈某和洛阳的肖某。陈某等人接货后，除少数就地转手给下级分销员赚取差价外，一般会在盐酸克伦特罗原粉中加入淀粉等添加剂，再次包装后销售，一直到养殖户手中，形成了一条完整的产业链。

　　链条最顶端的刘某称，盐酸克伦特罗呈粉末状，纯度高，价格一般为2000元/公斤，扣除原料、人力、厂房租金等成本后，每公斤还有600至700元的生产纯利润。陈某和肖某接货后，要么以4000元/公斤的价格转手给下线，要么添加淀粉稀释后，再以每公斤200多元的价格卖出。转手的次数越多，瘦肉精的纯度就越低，每公斤的销售利润在数千元到上万元不等。

　　链条最低端的生猪养殖户将稀释后的“瘦肉精”加入饲料中，就能饲喂出高瘦肉率的生猪，以每头生猪100公斤计算，每头猪能多赚40到60元，算是一笔不小的额外收入。消费者“挑肥拣瘦”，屠宰场和肉制品加工厂也愿意收购瘦肉精生猪。

有钱能过“检查”关

　　一头猪从生长到宰杀，最后流向人们的餐桌，要历经圈养、贩运、屠宰和销售等几大环节。原则上，每一环节都有监管部门负责检测把关。即使圈养时没被发现，那么贩运、屠宰和销售时也会查处。然而，记者调查发现，所谓的层层把关都已经被钱打通了关节。

　　养猪场虽然挂着“河南省无公害畜产品产地”的牌子，但养猪户直言不讳：牌子是花钱办的。赶上监管部门突击检查，县畜牧局会提前通知。抽查的话，会给养猪户拿个瓶接点猪尿化验，“尿检”都是由养猪户自己采集猪尿样品。

　　按照动物检疫检测制度，生猪贩运时必须通过当地检疫部门检疫，获得动物检疫合格证明、运载工具消毒证明和五号病非疫区证明三大证明，并佩戴耳标。耳标相当于猪的身份证明，上面记录着养殖信息。不论哪一个环节出了问题，都可以通过耳标进行追溯。农业部规定，生猪进入流通环节时，必须100%佩戴耳标。

　　然而，检疫人员向记者透露，不仅仅是病死猪，就连违禁使用“瘦肉精”的情况，他们也很清楚，都不愿意多管。猪贩介绍，在没有购买和调运任何生猪的情况下，随便说个车牌号码，只花200元钱，就能买到往南京调运120头猪的三大证明。算下来每头猪的检疫费用还不到两块钱，另外还获赠150个耳标。

　　猪贩说，所谓的检疫不过是走过场。只要花点钱，不论是喂了“瘦肉精”的猪还是病猪，都能够获得号称“通行证”的三大证明和耳标，就等于取得了外运的资格。到了省界的动物防疫检查站还要接受出省检查。不过，河南省省界芒山动物防疫监督检查站的工作人员一边审核检疫合格证明等相关票据，一边张口要钱。检查站正常的检查费用是20元钱，司机给100元钱就顺利过关。检疫站收黑钱，给他20元钱的话他就说猪有毛病，或者按法律，违犯了哪一款哪一条。

　　每头花上两块钱左右就能获得养殖地开具检疫合格等三大证明，再花上100元钱打点省界的检查站，便可以顺利抵达屠宰场。到了国家定点的屠宰场，没有检测“瘦肉精”就被宰杀了。检疫人员承认，他们只负责核对检疫合格证明等手续，不检“瘦肉精”。派驻屠宰场的检疫人员对宰杀后的猪肉也没有进行“瘦肉精”检测，就打上了“肉检”、“验讫”的印章。

　　河南孟州等地添加过“瘦肉精”的生猪，要么进入屠宰场卖给了市民，要么卖到了济源双汇公司，都缺乏检测。可见，瘦肉精猪肉的流通，市场监管者—动物检疫检测机构的失责助长了瘦肉精的蔓延。

　　从早前坊间传闻的“地沟油”到近两三年望而生畏的“毒奶粉”，从“毒奶粉”再到“瘦肉精”，河南的瘦肉精阴影尚未消除，温州的“彩色馒头”已经出笼，恶性食品安全事件接踵而至，让人目不暇接，大长了见识，无疑已经培养出了普通民众的独立怀疑精神，至少有了不同程度的免疫力，走出了现代宣传的蒙昧状态。这实在是假冒伪劣毒食品让人意想不到的“无量功德”。

我们生活的这座雉水小城没有山，没有湖，也没有海。

夏天，就这样不知不觉地来了。对我们久居小城的人来说，夏天是西瓜、冰淇淋的清凉味道；夏天是风油精、花露水包围的味道；夏天是浓浓的汗水的味道；夏天是夜市上随风飘过来的烤肉香的味道；夏天是雨刚开始下的时候，那股草和尘土的味道。夏天同时也是蝉的世界。

习惯了每天早上穿过宽敞的大道走进办公室所在的水绘园，总能嗅到一阵阵青草的芳香，也能感受到繁华城市少有的夏的宁静。在这样的宁静中，我呼吸着夏天的空气，聆听着夏天的旋律，感觉着夏天的释然，嗅闻着夏天的味道。

夏天是春天的延续，各种事物都在春天发芽，却在夏天走向成熟，夏天中的生命力所释放的气息正是成熟和热烈。虽然夏天有点热，但细细看着周围的一切确确实实会发现夏天其实是一个充满生命力，活力四射的季节！

或许夏天的味道就是许飞的那首歌，令人回味和怀念。眯着眼睛就能闻到热热的气味，闭上眼睛脑海里就会浮现舒服的T恤、碎花裙。就会有大海、脚丫子深陷在沙子中的感觉，这是我对夏季的幻想和最完美的诠释。连偶尔心中泛起那小小涟漪都是夏风吹过的痕迹，充满了阳光的味道。　

年少青春里总是涂着一半的明媚，另一半却满是忧伤。年少的记忆里，有着浓浓的夏天的校园味道，有着浓浓的青春气息，是我们所有经历过的，最美的初恋。而我永远不会忘记，那年夏天，她不经意的出现，打乱了我所有的平静。

　那个夏天窗外挂在树梢的白云，它倒映在青春的记忆，跌撞奔向了时光的永恒。尽管都已时过境迁，一起听的磁带，一起写下的歌，那辆飞过大街小巷的单车，它们睡在时光的角落，安静地睡。我喜欢那年夏天，因为有你的陪伴，什么都成了不可替代的美好。那样简单的小快乐，幸福却无以复制。

一直怀念那些曾感动我的旋律，以及关于你总也说不完的话题。怀念曾玩味刻下的心情，怀念那些在阳光下重重叠起的模糊背影。

夏天的味道，馨香、悠远、宁静、清凉，令我深深怀想……

 “这次，国家下了大决心要改革土地储备制度。”很多业内人士这样评价。2010年9月3日，国土资源部党组发出了《关于国土资源系统开展“两整治一改革”专项行动的通知》，拉开了“两整治一改革”行动的序幕

　　“憋的嘛！和水一样，堵堵堵，堵到最后，一放口子，就越放越大。”9月11日，深圳观澜湖的一家售楼处，黄先生终于忍不住了，房价始终没能继续往下跌，“再等估计也没多大变化，所以就买了。”

　　金九银十，“回暖疑云”已然笼罩了九月的中国楼市上空，引发众多购房者心头的阵阵骚动。而上溯到一级土地开发市场，整治改革的序幕已经拉开。

　　调控难扼楼市回暖

　　在经过了半年的调控后，楼市看起来似乎真的回暖了。

　　在哈尔滨，1800套商品房半年已经卖出80%，且价格每平米上涨了五百多元；深圳的楼盘展销会上，虽然下着小雨，但来看盘的人仍然不少；在上海，还一度出现了开盘当天就售罄的盛况。

　　有业内人士告诉影响力周刊记者，与以往相比，大多地方的商品房成交，多以小户型为主，并且是购房者挑选几个月后才成交，平日穿梭其间的投资客似乎隐迹藏形。

　　“国家越调控，一些城市的房价越上扬，这与土地供给结构失衡不无关系。”国土资源部土地整理中心一位专家称。

　　该专家认为，由于土地储备机构在收购、储备土地的过程中，往往要花费巨大的成本，所以地方政府在出让时就难免“人为制造土地卖方市场”。所以，“要想真正调整住房供应结构、控制住房价格过快上涨，就必须把土地储备的问题解决。”

　　“万丈高楼平地起”，要实现房地产市场的规范与稳健，仅仅注目于楼市挤泡沫还远远不够。2010年3月底，新华社“六连评”轰动一时，文章从房产市场上溯到地产市场，多次痛批当前房地产市场的症结—土地财政以及由此滋生的国土腐败，矛头直指地方政府。

　　今年两会闭幕后的第一天，北京土地市场涌现出的三个新科“地王”，在全国掀起了巨大波澜，舆论纷纷把央企指为抬升地价乃至推高房价的罪魁祸首。3月18日，国资委发出“禁令”，要求78家不以房地产为主业的国企退出房地产市场。然而，央企退市的问题似乎并没有得到解决，市场还有隐忧。“如果银根不调、‘土地财政’不变，即使央企退出，土地市场的虚火仍将旺盛。”四川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吴丰一针见血地指出。

　　“土地部门拥有‘点土成金’的‘法术’！”东北师范大学廉政研究中心教授柏维春说，这种法术之所以能够奏效，是因为背后有权力的支撑。他表示，现实情况是，土地供给权由政府垄断，政府权力由国土、规划部门垄断，部门权力又由主要官员垄断，这种垄断的权力既不透明，也不受监督。“在这种情况下，不仅是‘土’，任何公共资源都可化‘金’。”

　　“土地财政”积弊重重

　　“政府不得变身开发商插手土地拆迁，土地储备机构将不再直接从事土地一级开发工作。”国土资源部近日发文明确，2011年3月底前，土地储备机构必须与其下属和挂靠的从事土地开发相关业务的机构彻底脱钩，各地国土资源部门及所属企事业单位都不得直接从事土地一级市场开发。

　　国土资源部门行使着土地、矿产等自然资源的行政审核、审批、处置、确权、登记、发证和相关违法违纪案件查处等权力。土地储备机构则是隶属于国土资源管理部门的事业单位，统一承担相应行政辖区内的土地储备工作。

　　我国第一家土地储备机构—上海市土地发展中心成立于1996年8月，随后，杭州、厦门、南京、青岛、广州、郑州等大中城市也相继成立了土地储备机构，土地储备制度在各地纷纷得以建立和发展。尽管这些土地储备机构运作模式不一，但其作为地方政府土地财政的“蓄水池”的主要功能却大致相当。由于一直缺乏统一的政策规范指导，“现在土地储备已成为众矢之的。”某省国土厅土地利用处一位处长直言不讳地表示。

　　近年来，随着土地资源的增值，国土资源部门的违法违纪案件呈高发态势，特别是在土地审批、交易、开发等过程中，违法违纪现象屡见不鲜。

　　“国土系统腐败案有一个显著特点就是窝案串案增多。”柏维春说。国土系统腐败案涉案人员多是政府部门官员，关系多为上下级、同事或朋友，彼此结成利益同盟，利益关系错综复杂，容易形成串案窝案。

　　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和以地方政府为所有权代表主体的土地出让制度，这是众所周知的国内房地产市场健康稳定发展的两个主要症结，而这两个主要症结的主体都指向了地方政府。

　　“国土资源系统已成为腐败易发、高发领域。”国土资源部部长徐绍史在今年3月31日召开的全国国土资源系统党风廉政建设工作会议上发出了这样的感慨。

　　浙江省检察院反贪局副局长倪集华分析说：“国土系统掌握着涉土涉房项目的不少审批权，一定程度上掌握着一些房地产商、企业主的‘经济命脉’，所以，国土官员成为老板们拉拢腐蚀的对象。”

　　“对国土系统的腐败现象，要改变以往按部就班、零敲碎打的做法，要大喝一声、猛拍一掌，坚决遏制腐败的滋生蔓延。”国土资源部部长徐绍史认为，要遏制腐败的滋生蔓延，国土系统就迫切需要改变管理方式。

　　“专项行动”促市场化

　　“这次，国家下了大决心要改革土地储备制度。”很多业内人士这样评价。

　　2010年9月3日，国土资源部党组发出了《关于国土资源系统开展“两整治一改革”专项行动的通知》，拉开了“两整治一改革”行动的序幕。在全系统深入开展土地和矿业权交易市场整治，规范土地和矿业权交易行为；深入开展整纪纠风，促进干部队伍廉洁从政；深化国土资源管理制度改革，健全完善国土资源系统反腐倡廉长效机制。随后，全国各地相继启动了“两整治一改革”专项行动。

　　其实，土地储备机构从事土地一级开发是有着制度支持的。按国土部、财政部和央行于2007年联合印发的《土地储备管理办法》，土地储备机构有权对储备土地进行前期开发、保护、管理、临时利用及为储备土地、实施前期开发进行融资等活动。并且，不少地方的土地一级开发工作在事实上也是由土地储备部门完成的。此外，“政府行为，公司运作”的现象也很普遍，即土地储备部门成立“城市建设开发投资公司”，以公司的形式进行融资和一级开发。

　　专项行动中最引人注目的规定是，政府不得变身开发商插手土地拆迁，土地储备机构将不再直接从事土地一级开发工作。中国土地勘测规划院副总工程师邹晓云告诉媒体，土地储备机构退出一级开发，有利于一级开发市场的公开透明运作。按照往常，如果土地储备机构同时进行土地开发和土地收储，则很容易留下“左手倒右手”的腐败空间。如果土地储备部门退出一级开发，则意味着他们将只能进行土地收储工作，一级开发将完全由企业按照市场规律进行操作，相当于“切断了一只手”。

　　然而，也有网民认为许多开发商往往只关注自己的商业利益，而不顾及“公共利益”，包括人们的生命财产。因此担忧政府完全退出土地开发一级市场，并且希望政府部门在制止“暴力拆迁”等方面应当有所作为。

　　不过，在国土部的通知中，强调的是“不得直接从事”土地一级市场开发，而非完全退出。很多业内人士也认为，政府机构并不会完全退出一级开发市场，而是采取北京国土局的操作方式，进行“主导开发”。华业地产副总经理陈云峰表示，政府开发与政府组织开发是不同的概念，一级开发最困难的环节在于拆迁，在这个过程中，政府的效率显然高过企业。

　　“国土部此举的主要目的在于减少行政操作，促进市场化运作”。有业内人士表示，国土部的这一规定并非要压缩地方利润，而是要在拥有相关法规支持的情况下，促进土地一级开发的市场化。但是，一级开发中的拆迁部分到底由谁来操作至关重要，还有待国土部公布细则。■

 时间并没有消除此次处理大会对段、乔二人的影响。“富平县这次算是开了个头，以前不管有多么严重的问题，县里也没有开过这种批斗会。”段定梅说

　　汽车驶下连霍高速路的时候，映入记者眼中的广告牌上写着“陕西富平—中国柿子之乡”。

　　金秋十月，是丰收的季节，农民的心情是喜悦的。但对于该县农民段定梅来说，却没有那么兴奋，因为她在这个村庄生活了17年，但在这17年里，她既没有一分农田，也没有得到任何补偿。

　　她一不小心成了当地的“名人”，成名的机遇，是富平县今年3月5日在县政府门前广场上召开的因涉嫌“违法上访”公开处理大会。

　　2010年3月5日，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说，无疑是个特殊的日子，因为在这一天，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开幕。

　　然而，就在此前一天，因涉嫌“违法上访”，段定梅和乔转丽被当地政府相关部门从北京连夜带回富平。她们没能回家，而是被直接带到了富平县公安局接受讯问。

　　当天下午2点左右，两人被当地警察押至富平县政府前的广场，接受了由富平县政法委、富平县法院、富平县公安局等部门联合组织的公开处理，并且在当地电视台进行了直播。

　　而在当地，此次大会被称之为“万人批斗大会”，可见其规模之大。会上，富平县法院宣布段、乔两人违法上访，而富平县公安局则以扰乱单位秩序为由对段定梅进行了行政警告，对乔转丽采取了行政拘留10天的措施。

　　上访户“扰乱单位秩序”

　　如今，7个多月过去了，但时间并没有消除此次处理大会对段、乔二人的影响。谈及这段经历，段、乔二人仍然显得非常激动。

　　“富平县这次算是开了个头，以前不管有多么严重的问题，县里也没有开过这种批斗会。”段定梅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富平县公安局开出的《公安行政处罚决定书》上这样描述：“2010年2月18日，乔转丽和段定梅两人到北京上访，扰乱单位秩序……2008年9月，乔转丽在北京上访期间滞留天安门广场上访，被当地公安机关抓获带回，后被富平县公安局行政拘留2次，乔转丽多次上访扰乱单位秩序”。这份《公安行政处罚决定书》签署日期为2010年3月4日。

　　据悉，今年42岁的段定梅是陕西省渭南市富平县东上官乡皂角村村民。因其所在的皂角村牛蹄组土地分配和征地补偿的集体诉讼案件曾多次上访。今年2月份，段定梅开始赴京上访，期间，她先后去了全国人大、国务院、高院、检察院、妇联、国土部和中纪委等8个单位的信访机构。

　　而拥有8年上访经历的乔转丽则已经是个资深上访户了。为了解决富平县法院锅炉正对家门的问题，此次赴京她还专程去了国家环保部。

　　两人原本准备在两会期间就自己的问题进行上访，但因为二人的身份被识破，很快就被当地政府给接走了，随即被带回了富平。

　　10月10日，记者在富平县城见到了段、乔二人。两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均称自己并没有去非访区上访，更没有像富平县政府有关部门说的那样，计划在全国人代会上散发信访材料。

　　“说我们扰乱了单位秩序，我想问问，我们到底扰乱了谁的秩序。而且我们在北京相关部门上访期间也受到了热情认真的接待，甚至有的部门还说我们反映的问题很有代表性。”多次的上访经历使得段定梅的语言表达能力相当好，而且段还自称自己知法懂法，对法律知识绝非一窍不通，因此她是不会去非访区的。而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她一再对记者表示，她当时只是打算写信寄往全国人代会，“难道作为公民，我写信反映情况也违法么？我难道就没有通信自由的权利么？”段定梅激动地说。

　　多年的上访与被截访经历，让段、乔两人此次进京多了一个心眼。到7大部门上访后，两人频繁换居住场所，最后才决定住在北京五环外的一个郊区宾馆，原因是这个地方已经远离“敏感区域”。

　　随后，段、乔二人计划在两会期间寄出上访信件后返回富平。但两人住下没几天，就被辖区的金星派出所民警查获真实身份。“派出所联系了陕西省驻京办，然后富平县公安局和法院才来人带我们回去。”段定梅告诉记者。

　　据悉，富平县来人后，并没有直接带两人返回富平，而是说等领导来了给她们解决问题。在北京，段、乔两人被贴身“陪”了三天，却并没有等到领导，最终二人等来的是3月4日连夜被带回富平。

　　此后，二人被带到富平县公安局写材料。这些材料当中，包括在3月4日就已经签署的《公安行政处罚决定书》，决定书上写明“以上事实有违法嫌疑人陈述、书证等证据证实”。

　　处理大会上被“批斗”

　　“在处理会上，我和乔转丽被公安强押会场，站在主席台前，听富平县领导当着那么多人的面宣布我们违法上访。电视台、单位和个人的摄像机和照相机，不停地对着我们拍照录像。我们心里很气愤，我本来想要申辩，可是此前法警曾警告我们不许申辩，不许说话，否则的话双方都会很难堪。”10月10日，段定梅对记者说，“说实话，我当时心里真是万念俱灰，连死的心都有了！”

　　3月5日下午两点左右，挂有“富平县涉访违法行为公开处理大会”横幅的场所被“放”在富平县政府前的广场。这个大约有2000平方米的广场位于县城中心，其周边地区有将近11万常住和流动人口，公开处理大会就在广场召开。

　　据乔转丽回忆，当天下午两人在被押上警车前往广场参加专门针对她们的公开处理大会。途中，透过车窗，她看到，闻讯而来的群众像看“犯人”一样争相朝车里看，通往会场的路被堵得水泄不通，警察不得不把窗帘拉上，推开看热闹的人，才将车开进去。而根据富平县法院网站报道，这次公开处理大会“由县委政法委牵头主持，有20多个部门和其他上访案件的当事人参加”。

　　而据多名曾观看公开处理大会的当地群众称，观看此次大会的人少说也有近1万人，而且整个过程持续了近一个小时。有着丰富人生经历的中老年人则更是习惯性地将这次大会直接称为“批斗大会”。

　　事实上，当天的处理大会的确非常壮观，全县15个镇、9个乡的相关单位领导几乎全部被邀请到广场参加了此次处理大会。

　　而据当事人表示，此次公开处理大会后，作为当事人的段定梅受不了这样的打击，一回到家就病倒了，而且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卧病在床，没有出门，也没有看电视，直到村里的几个姐妹来家里看望她，她才慢慢好了起来。而这些姐妹往往还没有说话就泪流满面，她们向段定梅说，开完批斗会后的这几天，富平县电视台每天都重复播放处理大会当天的全过程录像。??

　　“为这事，我们又到渭南市、陕西省各单位上访。4天后，富平电视台才不得不停播这个录像。我真的不明白，富平县有什么权力开这个会，还把录像放在电视上面去广而告之。难道批斗我们，践踏我们的尊严就可以解决问题么？”段定梅不解地对记者说。

　　上访合法与非法之争

　　调查采访中，记者在一篇5月20日发布的《富平县法院化解涉法涉诉信访案件的具体做法》的文章中，似乎看到了富平县有关部门召开公开处理大会的初衷。

　　该文称，通过公开听证，促使当事人明晰法理，自觉息诉罢访。针对乔某等上访案，该院两次召开有70余人参加的信访案件听证会，由县委政法委牵头主持，有20多个部门和其他上访案件的当事人参加或旁听，积极发言、评论，富平县电视台进行全程报道。促使信访人放弃不合理诉求，为彻底解决上访问题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而据记者了解，富平县法院诸如此类大小听证会，已经召开了不下10次。

　　“对违法上访依据法规予以处罚。针对个别上访户的违法上访和无理缠访，县法院及时向县委、人大、政府汇报，取得了党委、政府的大力支持，适时召开涉访违法行为处理大会，宣传信访政策和法律法规。对无理缠访、违法行为明显、经反复教育规劝无效的4人实施了行政拘留处罚，产生了较大的震慑作用。

　　“对重点信访对象，富平县法院积极向县委汇报，通过政法委协调，由所在的乡镇、村、组实施稳控，落实领导，强化措施，灵通信息，严防严控。自2009年以来，已经成功预防了两起串联进京上访事件的发生。对已经书面承诺不再上访的信访户，及时回访，注意动态，巩固稳控效果。”

　　该文似乎也说明了富平当地政府之所以召开此次公开处理大会的原因和目的。

　　事实上，对于具有8年上访史的乔转丽来说，3月5日的行政拘留已经不算什么新鲜事了。早在2008年9月一个月内，乔转丽就曾先后两次进京上访，但分别于当月7日和21日被富平县相关部门带回。这次进京上访的唯一结果就是被富平县公安局以涉嫌“违法上访”处以行政拘留5日的决定。

　　“我可以凭良心说，我三次进京上访，每一次都是完全合理合法的。”乔转丽唯恐空口无凭，还从随手带的包里拿出厚厚的一沓资料给记者查看。这些资料，是她几年来打官司、上访的材料和证明。

　　据了解，早在2002年，乔转丽就开始整理收集各种各样的卷宗、证明。因为与杜村二组的存折纠纷，乔转丽自2002年以来，从富平县到渭南市，从一审、二审到再上诉，再到后来上访富平县信访局、渭南市信访局、陕西省信访局、北京有关部委的信访办等，各种各样的文件、证明、通知和信件，细心的乔转丽都一一保存起来。“留着这些证据，我就是要一个公正的说法，我要大家都看看，我到底有没有违法。”乔转丽说。

　　和乔转丽一样，除了收集案件材料、上访证明等证据，段定梅从打官司上访开始，就不断学习、咨询相关的法律法规。为此，段定梅还买了很多相关的法律书籍，她甚至还专门去国家机关咨询、找大学教授请教。

　　3月5日公开处理大会之后，段定梅和乔转丽多次上访陕西省、渭南市信访部门未果。2010年5月20日，二人再次去北京上访。

　　这次，她们取得了一定的成果。据段定梅说，中央部委的相关部门十分同情和支持她们的维权上访行为，并交给她们一份“中央政法委打击处理违法上访五条要求”的文件。

　　一拿到手，段、乔两人就将文件上的这五条规定用大字黑体列出。其中两条规定，“认定违法上访，都要经过公开听证，让人民群众都看到他属于无理取闹”，“凡要进行依法处理的，批准权授到省里，省涉法涉诉问题工作小组共同研究，有关部门依法作出决定”。

　　“公开处理大会也叫作公开听证会，可是听证会上却不许当事人发言，只有领导讲话，宣布判定内容和处罚结果。”段定梅对记者说，“别说我们没有违法上访，就是有了违法行为要进行处理，批准权也在省里。渭南市和陕西省都没有对此事给予定论，富平县法院和公安局有什么权力处罚我们？”

　　对于县上针对自己召开全县公开处理大会一事，段定梅和乔转丽至今都无法接受。接受记者采访时，段定梅说，“前一阵子听说有卖淫女被拉出来游街示众，我觉得我们这样被当众批斗比那更恶劣！古时尚有击鼓鸣冤，我们合理合法上访，却被人以这样不合法的行为拉来批斗。当着我们亲朋好友的面，当着全县人的面。不知内情的人还以为我们犯了什么法，使我们的人格尊严受到了严重的践踏。”

　　“我到现在也不明白，我们就是两个普通农村妇女，为了维权，采取正常合法上访，究竟犯了何等滔天罪行，要被如此对待？”段定梅愤愤不平地说。

　　走了一圈又回到原点

　　说到为何要进京上访，段定梅和乔转丽都有些激动，在她们述说的复杂的诉讼背后，存在一个让人纠结的逻辑：两人之所以要进京上访，是因为在县里的案子解决不了。几年来他们上访渭南市、陕西省，可是上访的结果却是一层层相互转交，最终还是把上访问题退回了富平县。

　　用段定梅的话来说，“我们按规定一层层上访，可是走了一圈之后，又回到了原点—富平县。”无奈之下，她们只有进京上访，希望引起相关部门重视。

　　而原是富平县杜村镇杜村二组出纳员的乔转丽谈及自己的上访则更加伤心，早在2002年，富平县杜村镇杜村二组小组组长将她告上法庭，称其工作不称职，要求交出手上小组的存折。

　　“我是村民多次选举出来的出纳员，一直尽心尽力帮村民办事。只是因为我对村民的土地账目核查得紧，影响了村里和乡政府的土地征用收入，组长才无理将我撤销职务，让我交出农民的血汗钱。”乔转丽的信心，来自本组村民224个红手印的信任证明。

　　被起诉后，县、市两级法院都判决乔转丽返还涉案存折，但乔转丽一直没有收到应由富平县下发的终审判决民事裁定书。她多次到富平县法院催促，终于在2006年拿到了一份手写的“执行完毕”证明。乔转丽一开始就不明白，“为什么裁定书迟迟不下发？”

　　直到最近，乔转丽才得知，组长早在2002年上诉她之前，就已经把存折里的25万元挂失提出，法院判决根本就没有办法执行。“这简直就是诈骗诬陷，他明明把钱取走了，还要起诉我还钱。挂失单上面明明还有村委会和乡政府盖的章。”

　　为此，乔转丽一直上访县、市、省，但是问题却始终得不到解决。无奈之下，她才又选择了上访之路。

　　为了进一步了解情况，10月11日至12日，记者先后走访了富平县政法委、富平县法院以及富平县委宣传部等相关部门。

　　10月11日上午，记者在富平县政法委采访时被告知主管领导均不在，在记者的一再要求下，富平县政法委办公室一位刘姓主任才勉强同意记者和主管此事的任纪文（音）副书记电话联系，但这位任副书记表示自己正在外面住院，无法接受采访。在谈及段、乔二人的事情时，任表示，对于二人的处理是县上做出的决策，而且完全合理合法，不存在任何问题，随后就匆匆挂断了电话。

　　当天下午，记者在富平县法院采访时，也被告知院领导均无法接受记者采访。该院办公室一位姓张的副主任对记者说，关于段、乔二人的处理是富平县政法委牵头搞的，具体情况还得问政法委。随后，他表示给记者联系院长，待院长有时间再和记者联系。但事实上，一直到记者第二天离开富平时也没有接到张的电话，只是另外来了一个人给记者送了一份回复某家媒体的文字材料。

　　随后，记者在富平县政法委书记何会民办公室见到了他，并就此事进行了采访。然而，何表示他对段、乔二人的事情并不知情，而且她们二人的事情目前正在“走司法程序”，因此不便表态。随后，记者在富平县委宣传部见到了宣传部部长金爱莲，金也表示，段、乔二人的事情目前正在走司法程序，目前不宜进行采访报道。

　　截至记者发稿时，记者试图就此事进一步了解相关部门的意见，但多次联系当地政府，均没有得到任何回应。■

如今，面对清退通知的蒲润生仍旧百思不得其解，自己有资格有证件并且在法律服务所工作了这么久，“有什么理由把我清退？”

　　　　一封实名举报信，揭开基层法律服务所种种不为外人所知的内幕。

　　四川省阆中市司法局查明，阆中市七里法律服务所多名无证人员冒充法律工作者代理案件，时间最长的达6年。

　　“最先查出来的有3个。”参与核查的阆中市洪山司法所所长杨波告诉影响力周刊记者，在过去的两个月时间中，阆中市司法局已经对七里法律服务所进行了全面核查。

　　“3个”是指没有任何从业资格证书却冒充法律工作者的人。

　　记者调查得知，这3个人中有2人的真实身份是农民，另一位是退休教师。

　　“他们最多就是懂些法律常识，便以此来收取当事人钱财。”一位业内律师告诉记者。

　　上世纪80年代，我国急需推行法制，但法律工作人员急缺，基层法律服务所应运而生，大量的法律工作者为国家的普法教育和法制进程作出了巨大贡献。

　　那个时候，法律工作者主要是以人民调解员的身份，为民众提供无偿的法律服务。但之后，法律工作者渐渐成为一种挣钱的职业。

　　早在几年前，全国就有诸多基层法律服务所的违规行为被曝光，包括基层法律工作者跨地区办案、超标准收费、收费不办案、包打官司、乱许愿等违规问题，当地司法局也予以了整顿。

　　然而，此次影响力周刊记者进行深入调查时发现，这样的违规行为再次翻新和升级，变得更加隐秘和合理。同时，当地司法局对基层法律服务所的监管缺失问题也暴露出来。

　　雇农民当“律师”

　　“他整整冒充了6年的律师。”一位知情人士说。

　　该知情人士所谓“律师”是指法律工作者。法律工作者在法律界被称为“二律师”。和律师不同的是，律师必须具有本科学历，通过国家司法考试，在律师事务所实习满1年，才能取得律师执业证书；而法律工作者只要具有高中或者中专以上的学历，通过省级司法行政机关组织的考试即可得到执业资格。

　　阆中市司法局的进一步做法是将核查出的无相关从业资格证、冒充法律工作者的人予以清退。

　　蹊跷的是，一个名为李清华的“律师”至今没有被七里法律服务所清退。李清华即为上述知情人士所说“冒充了6年的律师”。

　　洪山司法所所长杨波称，在调查过程中，并没有在相关档案中找到李清华冒充法律工作者的案例。

　　然而，影响力周刊记者却通过各方途径获得两份李清华冒充法律工作者的案件。其一是2006年他代理的人身损害赔偿纠纷；另一个则是2009年他代理的离婚纠纷。判决书上面，代理人李清华名字后面的身份说明上，赫然写着“法律工作者”。

　　杨波称，调查组在向七里法律服务所所长何削春调查取证时，何的答复是，李清华与七里法律服务所没有任何关系，没有签订任何合同。

　　然而，影响力周刊记者实地走访时发现，该服务所的公示栏内，清楚地写着李清华的名字，并附有照片，职务一栏明确标明是“法律工作服务人员”。

　　当记者追问，虽然此前没有核查出，但现在已经明确得知李清华系无证照人员，为何不予清退时，杨波的答复是，“李清华现在属于工勤人员，他没有代理案件，我们也就清退不了。”

　　阆中市七里法律服务所于2004年到2009年间招进4名无证人员冒充法律工作者代理案件，记者调查得知，包括李清华在内的4名人员中，3名为农民，1名为退休教师。

　　“法律服务所进人机制未建立，现有队伍缺乏活力，事业发展后劲不足。”上述业内律师说，这样就容易导致私招乱雇的事情发生。

　　令人质疑的清退

　　“自己就这样莫名其妙地被赶出来了？”突然接到清退通知，蒲润生懵了。

　　随着阆中市司法局对无证人员的清退举措落实，后来被查出的蒲润生亦成为被清退对象之一。

　　但蒲润生早在2002年便获得了从业资格证，并且已经持证执业整整8年。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和蒲润生同在阆中市七里法律服务所的李清华却未被清退。

　　“从来没有受过这么大的委屈”，自1979年开始，办了13年工厂的蒲润生，因为喜欢法律书籍，所以在工厂停办之后，他便转行当起了公民代理，这一干就是10年。

　　2002年，54岁的蒲润生自学考取了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执业资格证书。

　　“考取资格证，到法律服务所工作有很多便利之处”，比如在行政机关查阅档案时就不用那么麻烦。

　　同年，蒲润生与七里法律服务所签了聘用合同。

　　对蒲润生来说，获取资格证并到法律服务所工作，是难得的机会，事实上，他也格外珍惜这样的机会。“这些年我打赢官司的几率是90%”，蒲润生说，“这是我交的最好答卷。”

　　如今，面对清退通知的蒲润生仍旧百思不得其解，自己有资格有证件并且在法律服务所工作了这么久，“有什么理由把我清退？”

　　这个曾因为代理李茂润诉公安局行政不作为案而轰动全国的法律工作者，面对记者总是强调“被冤枉得很惨。”

　　2010年2月6日，因患有银屑病，蒲润生申请歇业6个月，获得所长何削春同意。

　　然而，蒲润生万万没有想到，就在自己去北京治病的半年期间，他戏剧性地变成了无证人员。

　　“资格证注册的时候，我把证交给了王倬邦，请他帮我交上去。”蒲润生说，资格证书必须每年3月31日之前注册才算有效。

　　于是，王倬邦成为整个事件的唯一见证人。他告诉影响力周刊记者，“当时我就把证交给了何所长，但后来他说蒲润生没有缴费，就不注册。”

　　和蒲润生一样，王倬邦也于2002年取得资格证书，并就职于七里法律服务所。对于蒲润生为何没有注册的具体原因，他不得而知。

　　“老蒲和何削春有矛盾。”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七里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向影响力周刊记者称，“是所长卡住了蒲润生的证。”

　　但记者试图向何削春求证时，被以“你们媒体管不着”为由拒绝，阆中市司法局基层股股长王德林也以“这不关你们媒体的事，爱曝光就曝光”为由拒绝接受采访。

　　2010年6月10日，一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开庭，蒲润生作为原告代理人出庭。而这次“无证”出庭，成为蒲润生被清退的唯一理由。

　　蒲润生的解释是，此案是2010年2月1日法律援助中心指派自己办理此案的，当时自己的资格证书还完全有效。

　　“最合适”的所长

　　七里法律服务所被核查出的4人违规代理的案件，均是由所长何削春出具的出庭介绍函。最终，阆中市司法局对其的处理结果是“在全市范围内进行通报批评。”

　　阆中市司法局下属有1个公证处、1个司法鉴定所、3个律师事务所、16个法律服务所和49个司法所，七里法律服务所是阆中市司法局直属单位。

　　“目前并没有发现谁能比他更能当所长，他能镇得住台。”阆中市司法局分管基层法律服务所的副局长冯建国告诉记者，何削春如果不当所长，不知还能否找到合适的人来当，如果找不到，服务所可能会散掉。

　　这个在相关领导看来“最合适”的所长，随着记者调查的渐次深入，却有些“名不副实”。

　　“兹证明七里法律服务所所长何削春在2007年代35名职工劳动仲裁期间给本公司开具一张法律顾问费的收款收据，由我公司支付现金壹万元整。”

　　这是记者获得的一份证明材料，也就是说，何削春以法律顾问的名义，向该公司收取费用1万元。

　　有知情人告诉记者，当时的何削春正是原告35名职工的代理人，蹊跷的是，他怎么会同时又是被告公司的法律顾问？

　　“这不是自己跟自己打官司吗？”该知情人质疑说，实际上，何削春根本就不是这个公司的法律顾问，这1万元的费用是灰色收入。

　　更为直接的例子是，有举报称，何将所内公章、函件、公文等全控制在自己手里，不实行所内分管制约监督。

　　这一说法得到七里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王倬邦的证实。“他的公章都在他身上，如果找他盖章，要到他家或者请他到茶房。”

　　而在法律服务所所长的任用方面，也没有体现相关规定。按照阆中市司法局相关领导的说法，任用所长有两种方式，其一是所里民主选举，然后报司法局审批；其二是由服务所所在地政府任命。

　　“我们来的时候，何削春就是所长，一直担任到现在。”王倬邦说，这么多年，也没见过所里选举或者有任命，所长一直都是他，以后也没有更换的意思。

　　“低门槛”后乱象丛生

　　基层法律服务所的乱象正日益显露。

　　有的对外称“法律事务所”，而这有别于政府部门批准的规范的“法律服务所”，也与“律师事务所”的名称大相径庭。这样打擦边球的做法并非个案，有媒体报道，长沙市岳麓区法院旁的银河法律服务所，对外也有另一种名称—“银河法律事务所”。

　　根据法律规定，律师事务所是由国家出资设立，或者律师合伙、合作创办；其开办必须有相应的资产和符合法律规定的律师。但法律服务所的设置就没有这么严格的法律规定，仅需固定的执业场所和必要的开办资金，以及3名以上能够专职从业的基层法律工作者。这表明，两者有着完全不同的进入门槛。

　　基层法律服务所的低门槛，或许正是乱象丛生的根源。

　　同样一个难以摆脱的困境是，虽然司法部对基层法律服务所有明确的收费管理办法，但却难以执行。许多法律服务所收费只开具收据或收条，不开甚至根本就没有正式发票。

　　更为现实的问题是，这样一个面对基层的法律部门暴露出严重的监管缺失现象。

　　杨波是阆中市洪山司法所所长，该司法所的职能之一就是指导、管理、监督基层法律服务工作。然而，杨波却告诉记者，“实在监督不了”。

　　问题的关键在于，司法所的资金包括办公用地等都是由法律服务所提供。“资金不独立，谈何监督？”

　　“我国法律服务市场的监管体制和工作机制存在缺陷，没有统一的法律服务市场监管体制，司法行政机关内部也没有统一的监管机构，上下级机关之间对法律服务工作监管职能的划分缺乏科学性。”上述业内律师称。

　　他强调，基层法律服务所是以县管为主的，而县级司法行政机关对其所能行使的行政处罚权，却仅限于警告。县级司法行政机关和乡镇、街道司法所对基层法律服务所与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的执业情况进行检查时，基层法律服务所和基层法律工作者拒绝司法行政机关的监督检查而不用承担任何法律责任等一系列问题，使得司法行政机关在规范法律服务市场秩序工作中难有作为。

　　如今，本该在家中颐养天年的62岁老人蒲润生还在为留在法律服务所而四处奔走，他希望能还他一个公道。

　　但事情似乎没有那么简单。■

　要消除我国民众的疑虑并将权力关进笼子，不仅需要法律对征用的条件、补偿标准等作出更明确的规定，更应让权力制约权力，实现司法对征用的审查

    “征用个人财产合法不？会不会变成侵占私产？”“征用我一辆车，弄坏了该给多少钱？”……《四川省突发事件应对办法(送审稿草案)》公开征求意见、拟规定应对突发事件可征用个人财产的消息见报后，这一地方规章草案条款立刻引发全国性关注。10月13日下午，四川省政府法制办政法文教法制处通过省政府法制信息网，专门就这一条款进行立法释义，以回应争论和质疑。

　　此举释放了许多善意，比如提到“这个月底将召开听证会，之后还会请相关专家进一步开展论证”，“《草案》还将根据社会各界的意见，进一步细化对政府‘乱作为’行为的追责”等，但这些仍不足以让公众完全消除疑虑。“强制”与“征用”结合在一起，在民众心中呈现出某种可怕的景象，他们担心公权力会冲出笼子来吞噬公民权利。

　　迄今为止，有关征用中公权滥用的几个主要疑虑并没有消除：其一，何为突发事件。虽然《草案》中提到主要包括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和社会安全事件四大类，但这仍很笼统，特别是在“社会安全事件”中大有文章可做，上访等完全可能被纳入其中；其二，由什么部门在何时来主导征用。《草案》只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为应对突发事件，必要时可依法征用单位和个人的财产”，那到底哪些政府部门可以实施？“突发事件”下的紧急征用在什么情况下才能实施？这里面其实还有许多运作空间；其三，如何“合理补偿”。《草案》规定“财产被征用或者征用后毁损、灭失、不能继续使用、无法归还的，应当给予合理补偿”。但“合理补偿”的标准是什么，到底由谁来认定？

　　与《草案》中诸多语焉不详的规定相比，更重要的可能还在于，谁来判断和监督这些规定的实施。法律无论如何详细和完善，总还存在许多需要解释的地方，这些解释权都给了政府一方，但谁能保证官员在解释中不掺杂私利？即便政府官员的解释都出自公心，谁又能消除民众对于权力滥用的疑虑？

　　在征用中最重要的是引入司法审查，让司法机关作为中立的第三者保障公民权利和防范公权力滥用。这在《草案》中似乎有意无意地被忽略。一个完整的司法审查，应包括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事先的司法审查，就是在出现突发事件且需要大规模征用公民财产时，政府机关应向法院提出申请，写明理由和征用的物品、时间和相应的补偿标准，由法院颁发令状同意。除紧急情况外，征用都应得到法院的令状同意，即便是紧急情况下的征用，事后也应呈报法院审查。

　　第二阶段是事后的司法审查，当政府机关征用公民财产时，公民认为征用不符合法律的条件或征用主体不合法的，可向法院提起申请，制止政府机关的征用；当征用造成公民物品损失的，公民对于补偿标准有异议的，也可向法院提起诉讼，法院有权审查政府的补偿是否合理，并作出相应裁决。

　　从各国法律来看，政府都有权在突发事件中征用私人财产以保障公共利益，但法治国家的“征用”都是权力关进笼子后的征用。要消除我国民众的疑虑并将权力关进笼子，不仅需要法律对于征用的条件、补偿标准等作出更明确的规定，更应让权力制约权力，实现司法对征用的审查。■